作者：荣维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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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晚，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径背社区治安办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入杨武家中，一通乱砸。杨武妻子王娟试图阻止杨喜利，却受到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侵害。面对杨喜利等人的淫威，杨武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大约1个小时后，杨武才鼓起勇气，选择报警。事后杨武说自己是世界上最懦弱的丈夫。其母把儿子责打了一顿，骂他是“没用的丈夫，没用的儿子”。妻子王娟觉得“实在没有脸面活着了，死掉算了”，曾试图自杀，她也责骂杨武“不是男人”。宝安警方亦称：该案件受害者的丈夫杨武负有一定责任，“实在是太懦弱和软弱了”，如果杨武能够挺身而出，也许悲剧就能够避免发生。
舆论围绕“杨武是否值得同情”展开。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面对联防队员打砸与强奸妻子，杨武为什么害怕、为什么“窝囊”。
从个人面临危机的选择的角度讨论该案，有助于澄清传统强奸论述的迷思。该案发生后，杨武自己、他的母亲和妻子，警方乃至社会舆论，都认为他“窝囊”，“不是男人”。这种认知是基于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对男人的要求。男人最大的耻辱是自己的妻子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对此男人应该起而抗争，不反抗就不是男人。但在实际生活中，男人处于不同境况、出于各种利弊的权衡，并不都能做出反抗姿态，在很多情况下是忍了，表面看显示了生活态度和生存策略的多样性，实质是显示了权力关系的不对等。从这个角度，人们应该能对杨武的“窝囊”予以理解。换言之，与其要求杨武反抗，不如行动起来要求政府在改善民生和法治环境的善治上努力。
本案的发生，最根本的是执法机构的腐败。据媒体报道，“杨喜利是一名联防队员，每日在社区巡逻，维护治安，协助警方工作，性格暴躁，经常打人砸车，没有人敢管他”。杨武回忆当晚的情况时说：浑身酒气的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带着两名壮汉闯进他家里，叫嚷着“老子要弄死你们！”妻子王娟因要制止杨喜利的行凶而糟殴打，她越是挣扎反抗，杨喜利就打得越凶，并说“你们报警都没用，我是联防队员，跟警察都是哥们！”杨武母亲也称：杨喜利也对她进行了羞辱，并拿着钢管将她和杨武13岁的大女儿赶出房间很远。
杨武并非是第一次和杨喜利打交道，杨喜利以前就经常欺负他们。杨武生活拮据，日子过得紧巴，不敢惹事，一直忍着，勉强活着。杨武说，自己身高不到1米6，“根本不是身高近1米8的杨喜利的对手，何况对方还有凶器和两名同伙”。“如果报警，担心遭到报复”，只能“躲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大气也不敢出”。其实，他也怒火中烧，“我想拿刀冲进去，劈死这个畜生！”，但想到家里有4个小孩要抚养，还有76岁的老母亲要赡养，“如果我杀人坐牢了，他们可怎么办？我不能家破人亡啊！”纠结中，杨武一次次选择沉默。好在，杨武最终还是报了警，杨喜利已经被警方控制。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杨喜利的亲属轮番上门骚扰，要求撤诉——杨武一家仍然受着暴力威胁。杨喜利的哥哥威胁说杨武“全家可能会死光光”；杨喜利的母亲带着孙儿，拿着状纸，骂上门来。“真是不要脸的女人，勾引我的儿子，还诬告强奸？”对此，杨武选择继续躲闪，被对方一路追骂、吐口水。甚至，因为担心报复，杨武真的去派出所要求民警销案。
从以上情况看，该案的发生，不是因为杨武胆小怕事和“窝囊”，而是人民生存和法治环境的恶劣。正如有评论所说的“联防队员强奸民女街道社区责任难逃”。杨喜利身穿联防队员的制服，以联防队员名义到杨武家闹事，此前还多次闹事，他的行为应当视为一种职务行为，而应当由街道和社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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