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大师，也是“拼命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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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缓缓地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改革北大旧俗从对杂工鞠躬开始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刚刚上任的蔡元培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声名狼藉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他首先从自己做起。
蔡元培办北大，将北大作为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北大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他首先确立北大的办学方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从此，北大与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联系在一起。
他的继任者们，有许多人在追随他，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不仅不是献身于北大，而是把办学校当作晋升的一个途径了。
北大灵魂再塑： “兼容并包” “和而不同”
蔡元培理想的大学是他在德国观察到的大学，即拥有独立地位的、追求纯粹学问的一个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的机构。在他执掌北大的时代，差不多实现了“兼容并包”“和而不同”。
蒋梦麟先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当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学术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
1916年隆冬的一天，当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向23岁的梁漱溟表达邀请他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的想法时，梁漱溟说：“我才疏学浅，蔡先生美意委我重任，我怕但不起这副担子。论学历，我只是顺天中学堂的毕业生；论学问，我仅仅是近几年埋头自学，略知佛学一二，并不精通印度哲学。”
蔡元培说：“我的看法是，一座大学，学生自然是来深造的，先生又何尝不是来深造的呢?对一个大学教师的要求，要讲学历、资历，也要讲学问、本领，更重要的是真学问，真本领!全而专，固然好；不全而有一技之专，在一个方面有真学问、真本领，为何不可在这个方面为人师?不会还可以再学，再深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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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爱才，惜才，在“兼容并包”的精神鼓舞和其人格感召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五四运动保护学生救国不忘读书
蔡元培在北大就职期间，学生运动开始萌芽。当时的一名北大学生曹建对“五四”时蔡元培的言行有生动的回忆：学生被捕之后，大家聚集在三院礼堂里，束手无策。忽然听见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众人仰首张望，原来是蔡元培校长。一群学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责，另一些学生则欢呼，有的甚至放声大哭。先生从容走上讲台，怡言温词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还没有说完，全场呼声雷动。先生接着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从明天起照常上课”。
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分热心甚至醉心于政治，蔡元培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于是提出“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不赞成20岁以下的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以图矫正政治压倒学术的倾向，使北大学生知所警省。
是大师也是“拼命三郎”
在北大，蔡元培的权威也曾受到过挑战。当年，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面对气势汹汹的数百学生，蔡挺身而出，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
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公开叫阵：“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当时，观者如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50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大家都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处在此，可敬之处在此，可爱之处也在此。学生自觉理亏，敌意受此激荡，霍然消解。大家哪儿来哪儿去，讲义费呢?当然照缴不误。
蔡元培一生的座右铭为“学不厌，教不倦”。他三度旅欧，精研西方哲学，在巴黎访晤过居里夫人，在德国访晤过爱因斯坦，两次高峰对话使他受益良多。嗣后，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乃是积学深思所致，绝非异想天开。终其一生，蔡元培对学问抱持浓厚的兴趣，对教育怀有炽热的感情，虽历经世乱，屡遭挫折，却不曾泄气灰心。
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认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只有教育独立出来，才能使教育方针保持一贯而不会因政权的交替而屡屡变迁，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有实效，学术才可能有发展，学者才可能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
在现代大学发展早期的陶铸过程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开一代风气之先。然而，没有哪一位校长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
如今，矗立在燕园内的蔡元培雕像，是这位“北大之父”的无字丰碑，他正凝视守望着沧桑巨变的北大校园。俯瞰历史，反观今朝，再塑蔡元培一个世纪之前的大学精神，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或许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吧。
独家约稿：
蔡元培：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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