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中的奢侈 在于懂得取舍

尚未被奢侈品集团收归名下的法国老牌高级定制如今已经只剩下三四家了，Arnys是其中一个。在塞乌尔大街（Rue de Sevres）上，它和Hermes隔路相望，相形于对面店铺的华丽橱窗，这边沉静许多。一楼的成衣店面并不显奢华，只有熟悉的老主顾才知道，二楼便是巴黎最老牌之一的男装高级定制所在。经历家族两代掌门之后，这里现在是让和哥哥米歇尔（Jean et Michel Grimbert）的领地。
这是一个很少在时尚杂志上露面的品牌，却为那些主宰时尚的时尚界大佬所爱，隐约总有轶事在圈内相传，诸如：伊夫·圣·罗兰和他的生意伙伴皮埃尔·博格都喜欢到这里定做衣服，尤其是圣罗兰，一直穿他们家的衣服到他去世那天。掌控法国春天集团的奢侈品大鳄皮诺父子，手下签有Gucci等大牌设计师，私下却偏爱Arnys的便装。还有前总统密特朗，重要场合都戴着从这家定制的帽子，在他去世后，社会党收存至今并视为衣钵象征的一顶帽子就出自让和哥哥米歇尔之手。


伊夫·圣·罗兰(中)是Arnys的老主顾
这个家族老牌的变迁，也是一段巴黎左岸和右岸的时尚史。1910年，让的祖父从俄罗斯流亡到巴黎，在歌剧院附近开了一家裁缝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有大批俄罗斯犹太人入境法国，他们多半是流亡的白俄贵族或者艺术家、作家。米歇尔的祖父属于少数的例外，他当时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为了逃避沙皇政权的追捕到了法国。让说，他祖父刚到巴黎的那段时间，和他租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人是职业革命家托洛茨基，后来一直往来密切，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现在还保存有他祖父和托洛茨基的书信。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让的祖父曾返回过俄罗斯，但是当时的一些现实情况让他感到困惑和失望，在家乡滞留一年多后，他又设法回到了巴黎。
巴黎歌剧院周边那时是富人居住的地方，很多大裁缝都选在那儿开店，让的祖父有不少忠实的老主顾，但生意还算不上成功，而和他几乎同一时期入行的香奈儿已红得发紫。到1933年让的父亲接管家族生意的时候，他坚持把店面搬到了现在这个地址：左岸，圣日耳曼区塞乌尔大街。“我父亲原本是医学院的学生，在四年级时他得了一种病，手和腿变得僵硬，不能再继续从医了。祖父问他，愿不愿意回来为家里的裁缝店工作？父亲提出条件，要求允许他创设成衣品牌，并且坚持把店面开在他曾上学的医学院附近。医学院在圣日耳曼区，他有很多朋友在那里出入，以后果然都成为他的老主顾。”“二战”期间，让的父亲和几个兄弟都加入了地下抵抗组织，家人远走避难，店面也被侵占，到战后才重新归还到他们手中。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偏爱在让和米歇尔家定制帽子
让说，他们这个家族定制屋实则是在战后和“圣日耳曼文化”一起发展起来的。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那二十几年，巴黎最活跃的文化区域是蒙帕纳斯（Montparnasse），代表这种文化气质的，是寄居在那个地区的一批前卫艺术家以及他们所聚集的咖啡馆、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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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巴黎文化的“精神沙龙”从蒙帕纳斯北移到了圣日耳曼（Saint-Germain）一带，它以圣日耳曼德普雷斯那个三角地为中心，辐射到周围几条街区，因为在那附近集中了多所精英学校和出版社，如索邦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巴黎高师、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医学院……成了知识分子聚合的地方，思辨、富足的精英文化替代了贫穷而激情的前卫思潮，然后才有“花神”和“双偶”这两个由萨特、波伏娃等知识名流造就的咖啡馆“圣地”。


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布西耶
“那时候的圣日耳曼是什么样子呢？走在大街上的年轻人，都喜欢穿一些不那么传统的衣服，比如高领的厚毛衣，大黑、直到膝盖那种，Arnys就为年轻人做这种衣服。战后，巴黎一些大资产阶级被披露在德军占领期间的历史都不怎么清白，所以那些年轻人总想把自己跟过去那些人群区分开，他们在思想上、穿着上都要激进并超越传统，标新立异。”那个时期，大歌星伊夫·蒙当、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都喜好Arnys的衣服。这么一群人，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成全了Arnys，帮它成为巴黎左岸时尚的象征。圣日耳曼文化时期的特质，至今仍构成Arnys的设计精神：不那么传统。La Forestiere是Arnys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一款经典上装。1947年，正在建造代表作马赛公寓的柯布西耶找到米歇尔的父亲，说他要去给学生讲课，想定做一款能够自如地举手板书的上装。于是，让的父亲就给他设计了一款简单的、有点日本味道的立领外套，经柯布西耶穿出后大受欢迎，以后发展设计出各种面料和色系，至今每年该品牌在巴黎时装周上的走秀，都会有源自这一经典的系列出场。


为毕加索（中）生了一对儿女的弗朗索瓦丝·吉洛（前）
聊到老主顾几十年不改门庭，让跟我说起他们和毕加索一家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毕加索和情人弗朗索瓦丝·吉洛住在离他们家店面很近的一个街区，他们当时已经有了儿子克洛德和女儿帕洛玛。克洛德大约10岁，有一天独自来到店里，带了一把零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欧元，说要给妈妈买一条围巾做生日礼物。在Arnys店里，这点钱买围巾是远远不够的，但为了不让孩子失望，让的父亲让店员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说好吧，帮孩子选了一条围巾送给吉洛。过了一会儿，吉洛自己过来了，说这怎么可能呢，克洛德这么点钱怎么能买下这条围巾。几十年过去了，克洛德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他始终是Arnys最大的客人之一。


2011年在巴黎时装周上展示的Arnys男装成衣
钟情于定制的客人往往也恋旧，米歇尔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34年，有个外交官找到让的父亲，请他为自己的婚礼定制一件燕尾礼服。好些年以后，这个外交官又来了，请求帮他改一改这件礼服，说自己长胖了，可还是很想穿着这件有纪念意义的礼服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再后来，这个外交官的儿子也当了大使，他到店里来拜访，问是否可以把父亲的礼服改成他的体型，因为他希望在递交国书的时候穿上父亲的这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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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这家的孙子也要结婚了，还是拿着这件衣服找到店里，说在婚礼上想穿这个，此时让的父亲早已经去世，由让和哥哥米歇尔又帮他改了一次。让说，一旦成为高级定制的客人，他们会免费为客人修改衣服，不过他们也有一个听起来好玩的规定——客人的体重变化，无论胖或瘦都不能超过5公斤。
作为巴黎高级男装定制的代表，让并不认同高级定制时日不多的说法。他说，十几年前，随着纪梵希等设计大师宣布退休，高级定制确实曾受到很大冲击，但之后还是逐步稳定下来。“现在的欧洲，一批有钱的年轻人又开始对定制感兴趣，这个市场也就重新热了起来，反倒是真正能够做高级定制的裁缝不够了，所以又开始有年轻人愿意来学习高级定制的这一整套手艺。”在他和米歇尔的高级定制坊里，年纪最大的设计师已经74岁，年纪最小的只有20岁，正在学徒中。让告诉我，学徒的时间一定要达到10年，没有这么多年的训练根本做不了高级定制。“即便是毕业于著名的英国圣马丁学院，年轻设计师如果进入高级定制行业，也一定要会拿起针来做。”
让说，在他们这里定制一件衣服，从预约到取衣，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他所讲述的整个定制过程，慢而细：第一次见面的主题是交谈和沟通，客人按照预约的时间来到店里，先说说自己想要一件什么样的衣服，设计师则悉心了解客人的工作环境、生活习惯、平时的社交喜好，等等。根据这些个人信息，他们再为客人介绍布料、版型，并请出裁缝测量尺寸。一星期以后，客人依约再来，裁缝就会把一块布料搁在客人身上进行初步剪裁了。等到再一次约会时，客人可以试穿到只有领子和身体部分的半成品，边试穿边做调整。最后一次约客人试衣时，衣服就已经做好了袖子，只需裁缝在镜前对腰身、衣长做些微调，衣服也就大体完成了。


华丽的楼梯通往店里的高级定制坊
“我在上海一家工厂里选了12个手工最好的工人，专门为我们的高级成衣工作。现在欧洲和美国市场还没看到这一点：中国为奢侈品所做的最精美的手工正在起来，并且已经成为世界一流。这种高级的中国制造将来会越来越得到重视。”目前，Arnys在成衣部分大约有30%采用了中国手工。对让来说，他的声望足以让巴黎和日本的老主顾接受作为奢侈品出现的“中国制造”，但在美国比较困难，而且，“和美国客人一样，中国客人也很难被说服，他们更愿意接受欧洲制造的衣服，因为他们不愿相信自己同胞的手工能达到比其他地方都好的程度”。让说到他年轻时的经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他和哥哥开始从父亲手里接过家族生意的时候，曾试着离开法国而到意大利寻找手工。当时最好的缝制手工被认为只在英国或者是法国，于是有人跟他们说，你们搞“Made in Italy”，你们的父亲要是看到肯定会很失望。“但是今天，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意大利手工是世界最顶尖的。所以，我自信现在该有新一个轮回了。”
“对奢侈，人们有很多种解释。在我看来，奢侈中的奢侈，在于懂得如何取舍。”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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