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金陵十三钗》背后的故事

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根据一段史料创作了小说《金陵十三钗》。金陵女子大学教务长魏特琳一段日记披露：南京陷落的时候，日本人要求金陵大学必须交出100个女人，否则就要在学校驻军。当时有20多个妓女站出来，使女学生们逃脱了厄运……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的张艺谋在电影中保留了这个故事核心。严歌苓说：“这也是小说与电影唯一的相同之处。”


妓女换女学生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严歌苓在国内为“3S委员会”（纪念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的委员会）工作，在研究三个美国记者在中国战争年代帮助延安红军的资料过程中，她注意到“3S”之一的埃德加·斯诺在他的书中曾提到《魏特琳日记》。去美国之后，她每年都参加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在旧金山、芝加哥很多人捐钱印《魏特琳日记》这本书，于是，那段关于妓女站出来换下女学生被日军带走的文字就这样呈现在她面前……
在美国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集会上，严歌苓接触到对她创作《金陵十三钗》很重要的一个人：华裔女作家张纯如。1968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张纯如，曾担任过《芝加哥论坛报》记者，1997年她曾亲自到南京调查南京大屠杀史料。严歌苓两次在集会上遇到她，第一次时她说正准备写《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第二次遇到时她说基本完稿了。张纯如的那本书问世七年后，她在加州自己的车内逝世。
严歌苓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这本纪实的书，对我的作品的启发是，对于那场浩劫，日本人从他们的武士精神到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演进，对这个民族，我有了深刻、宏观上的认识，对我写《金陵十三钗》应该说有很大的帮助。”
在大多数时间里，严歌苓让人感觉是一个柔性、典雅的人。在北京蓝色港湾的一家咖啡馆里，坐在时代周报记者面前的她，身上找不到“海外华人”或作家的标签。不过她说“我不写作，将会是一个很麻烦的人”。
目前她已经离开美国，和她的外交官丈夫劳伦斯生活在德国柏林。谈到柏林的生活，她说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德意志这个民族彻底反思的精神很难得，这样它才不会再做二战时那样愚蠢的事情。
她在《金陵十三钗》里，也有她对自己民族那段苦难的反思与追问。她力图以虚构的方式，去呈现写实的意义：在小说里，她把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一座天主教堂里，13位妓女翻墙进来避难，庄严肃穆的英格曼神父不得不让她们住下来。日本兵来索要唱诗班女学生，秦淮河的妓女们梳上辫子，洗尽铅华，扮成女学生样子，白衣黑裙，跟着日本兵离开了教堂。



张艺谋也要给自己打气
记者：你最早是把《金陵十三钗》写成一个中篇，今年张艺谋把它搬上了银幕，你在做电影编剧的同时，又把原来的中篇扩充成长篇。在你看来，你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严歌苓：首先我是不会把原来作品添枝加叶写成长篇的。在给张艺谋编剧时，我又收集了很多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我爸爸的姨夫蒋公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是国民党的一个卫生部医官，在他把大部分的伤兵撤离南京后，他没有走，留在了南京，他记下了一本日记。后来他的后人把那本日记出版了，叫《陷京三月记》。我把那本书里的一些细节用在了我的小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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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这个事件怎么追寻，怎么缅怀，特别是如何看待这样十几个妓女，在新作里，我把后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也放进去了。
至于电影剧本，根据张艺谋的要求吧。导演对一个电影的设想和你对文学的设想是有区别的，他的艺术诉求也是和你不一样的。一个对影像视觉艺术很重视的人，不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很清晰的诉求，只有在拍摄过程当中，用镜头诉说故事的同时，他会逐渐地去实现，对他自己来说也是逐渐地清晰。我觉得任何一个艺术家在一个作品里，你都不应该很清楚想达到什么，一旦创作之前你就已经知道要达到什么，这个人一定不是艺术家。
记者：你觉得小说的哪个部分打动了张艺谋？他说这是“我20年遇到最好本子”，他为什么这么看？你怎么看？
严歌苓：我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是在2005年创作出来的，2006年就把电影版权卖了出去。2007年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给张艺谋请去做文学策划，是他把这部小说推荐给了张艺谋。张艺谋看完小说后很喜欢，然后就把电影版权从别人手里又买了回来。
我不知道其他剧本是什么样的，这个很难讲，不能比较，因为看剧本和看最后的成品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最爱的就是他正在做的这个艺术品。他要不爱这个作品，没有为它创作的欲望冲动，他不可能把它做好。张艺谋也要给自己不断打气嘛。
侵略军没有名字
记者： 《金陵十三钗》里你写了13个妓女，着墨最多的是赵玉墨、豆蔻和红菱3个女孩，其他10位面目模糊，在电影里也是这样的吗？在剧本里你对另外10个妓女的戏分是怎么安排的？
严歌苓：在剧本中，我们又添加了两位，这样比较活跃的有了5位。为了涉及到另外一些妓女的性格，我们也为她们添加了一些台词。不过，不是每一个都有具体刻画，有的人有几句台词但没有名字。
记者：你的小说多数关心人性和命运这两大主题，在《金陵十三钗》中你和陆川做得恰好相反，你没有正面写一个日本人。
严歌苓：我要突出的就是这些女人的行为，还有教堂里面发生的事件，日本兵把女人逼到最后地步，然后她们采取这个行为。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日本人没有必要写，他们只是侵略军，受害者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对于在此浩劫中牺牲的人来说，他们也不可能在死之前对日本兵说：“请问你叫什么？”
记者：这部电影好莱坞发行方面的专家给的建议是名字叫《拯救》，但之前已改名叫《南京英雄》，你觉得和你原著《金陵十三钗》的名字是不是有很大的差距？
严歌苓：在英文里，《金陵十三钗》是叫不通的。在中国还是叫《金陵十三钗》好。
在中国做电影艺术比较难
记者：你的小说很关注人性和人物命运这两大主题，在改编过程中，你和张艺谋有没有冲突？
严歌苓：有磨合也有争论吧，也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有些地方本来我们商量没这么写，我写出来后，他看了说意想不到，效果还不错。有的时候我写出的，他会说，好像我们当时商量不是这样的哦。
记者：有人说中国拍不出《辛德勒名单》，你觉得呢？以前的几部南京大屠杀电影你如何评价？
严歌苓：《辛德勒名单》全世界只有一部。它是犹太民族对自己民族被迫害的这个历史不停地、念念不忘地追问：到底是为什么？迫害他们的人必须要承认。以文学作品，纪实文学作品来写南京大屠杀那场浩劫，也是要让日本民族必须承认我们有这段历史。怎么说呢，（拍不出那种水准的电影）有时候也跟整个电影工业的成熟程度有关系吧。
记者：你是好莱坞编剧协会的，你认为中国电影的问题出在编剧上吗？以后还会跟张艺谋继续合作吗？
严歌苓：哈，出在哪里的问题都有，在中国做电影是比较难的，这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我和张艺谋导演会继续合作下去的，我们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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