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2011年5月20日报道 “醉驾入刑”的问题，因公安部醉酒驾驶“一律刑事立案”的最新“表态”而愈发扑朔迷离。此前，《刑法修正案（八）》已经规定了“醉驾入刑”，但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表示，“醉驾不一定一律构成刑事犯罪”，且北京市高院称已收到最高法的通知，对于醉驾案件法院可视具体案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而新华社又发表文章称，醉驾入罪的法律解释权最终应归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非最高法。现在，公安部醉驾“一律刑事立案”的说法，更加剧了对这一争议的莫衷一是。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专家及舆论普遍将此解读为“醉驾即犯罪”，而且，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规定要区分情节是否严重。但是，《刑法》总则第13条却又有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定为犯罪”。显然，《刑法修正案（八）》中的规定到底是什么意思，醉酒驾驶讲不讲情节轻重？是否一律入刑？这是一个立法本意的问题，不宜由司法机关来解释，而应该由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说了算。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权适用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运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而我国《立法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情况包括“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而目前围绕“醉驾入刑”的莫衷一是，恰恰说明最需要的就是明确其“具体含义”，因此，这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时候，从而斩断“醉驾入刑”留下的这条尾巴，尤其是在司法机关（最高法）和执法机关（公安部）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
以人之常情，作为执法机关，公安部门自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法律争议，也不愿因其模糊不明而平添“执法不公”的危险。具体到“醉驾入刑”来说，目前全国上下可都看在眼里，如果真的要视情节轻重，那么，怎么才算情节轻微？什么人能免于刑事处罚？在标准不明的情况下，很容易为某些人提供钻营的便利，导致“执法不公”。大家之所以担忧“醉驾并非一律入刑”，恰恰就是担心背后的执法公正问题，如果“近水楼台”者因此纷纷逃避刑事处罚，岂非大大挫伤司法公正？
法律的公正性往往体现在刚性和透明性上，法律条文理应令行禁止，最怕模糊不明；执法行为也最怕自由裁量权过大，留下选择性执法、人情执法、权钱交易等行为的操作空间。由此来看，与其因“自由裁量”带来公平隐忧，还不如“一刀切”干脆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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